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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次下西洋的明朝，为何需要“海禁”来抗击倭寇呢？
明初朱元璋因对沿海居民支持张士诚的愤恨，再加上其偏向农业的治国理念，朱元璋不仅给江浙两省施以重税，而且还厉行了“片板不得下海”的海禁政策。
有明一代，倭寇骚扰始终存在，这与明朝和日本双方国情有关。如果双方政仪巩固，或明朝海防强大，倭患就可以有效遏制。所以不能单以海禁政策来推究，因为两国国情远比海禁要复杂的多。
“罢市舶，严禁海”是暂时组织了正在发展的日明双方官、私海上贸易，激化了矛盾，但矛盾早已存在。退一步讲，明朝没有海禁政策，也不能完全满足日明贸易发展的需求，况且日本对名贸易中带有海盗性质的活动早已存在。
嘉靖时期爆发的倭患，是有日明双方深刻的政治经济矛盾所引起的。海禁对倭患的影响起到了加剧的影响作用，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是直接的导火索。倭患猖獗根本原因是由于日本方面政治经济诸因素所造成，而明朝的种种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上的因素只是提供了倭寇进犯的客观条件。
倭寇是从日本来的一伙劫掠中国的盗匪，即使中日间的贸易冠以不受到限制，中国的海禁没有那样严格，这伙盗匪还是要劫掠中国，只是程度上或许有些不同而已。至于参加到倭寇里的中国奸商、流民，不能认为他们是为了发展私人贸易而被迫如此。
明代中叶国内此本主义萌芽是十分微弱的，还没有达到要开拓海外市场需要的水平，不能把倭寇时间与资本主义萌芽直接联系起来。当然，如果海外贸易得以顺利发展，对孕育资本主义萌芽是有推动意义的。倭寇的海盗行为与西欧的海外殖民不是同一性质，尽管在形势上都是海盗掠夺。
由于嘉靖时期政治昏暗，海防不修，武备松弛，贸然断绝海外贸易的错误举措所激化倭寇猖獗。但这只是客观的条件，更主要的是由于日本室町幕府失去了对各地领主的控制权，各地的大名利用流民、海盗、奸商、浪人向外掠夺，以扩张自己的势力，与其他大名势力相抗衡，这才是深刻的主观原因。
半闲认为：倭寇队伍中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，像汪直之流在倭寇队伍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，但从倭寇的形成，最早的骨干力量，以及在日本领主支持下组织起来，初以日本萨摩等岛为据点，代用日本的吴起装备来看，都说明倭患是日本海盗勾结丧失民族立场的中国奸商等，来侵扰中国的侵略行为。然而，像戚继光等人才是民族英雄，值得后世敬仰。
倭寇只是海禁的结果而已。
七次下西洋，是为了发展官方贸易及宣扬国威，顺便扫清海盗。
下西洋之前海禁是怕元朝余孽及张士诚旧部勾结海外，获取资源，进而威胁到明朝的统治。
下西洋之后海禁，是一种进攻战略，是怕盐铁粮食等战略资源以及先进技术流入周边国家，尤其是北元。但是，由于明朝大规模裁撤水师，造成走私严重的局面，渔民变成走私犯，走私犯变成了倭寇，由于倭寇经常登陆劫掠，于是明朝又组织陆军抗倭，戚继光才脱颖而出。
海禁越厉害，走私的势力也厉害。围绕走私的海边老百姓也更多。走私的时间久了就成了倭寇了。倭寇大部分都是海边的走私的汉人。正儿八经的倭寇是少数的日本浪人，他们只属于下层的打手。这些日本浪人大多数是日本内部斗争失败的弃子。
后来明朝随着打击倭寇的深入，也慢慢搞清楚这事的缘由了。倭寇其实是海禁堵住了海上贸易的缺口。于是明朝开月港通商，倭寇很快就平息了。
明朝郑和下西洋，是我国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，当时郑和下下策是首屈一指的，但是郑和下西洋不是为了经济利益，而是有政治目的的。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郑和奉了永乐大帝朱棣的命令去寻找朱允炆，这个没有史书记载，不足为信。
但是郑和下西洋确实有着大明的政治目的，主要是宣扬国威，或者是封贡的，宣扬大明强盛和名声，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，海外诸国奉大明为正朔和宗主国，这一点还是达到了政治目的的。
郑和下西洋凭借的是大明强盛的国力以及先进的航海技术，当时大明的航海技术是世界上最强的，没有敌手，可是后来大明被倭寇所扰，最终倭寇还造成大明东南处处海警。倭寇是怎么来的，当然是坐船来了，按理说大明前有郑和下西洋，可是为什么还要用海禁来抗击倭寇呢，想必很多人都不解吧，小枫来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吧。
一、倭寇严重时，大明航海技术已经步不如从前。
郑和下西洋靠的是大明的国力还有皇帝朱棣的大力支持，每年花费无数，因此在朱棣死后大臣们几乎不支持航海了，知道明宣宗的时候郑和第七次下西洋，从此航海成了绝唱，甚至有传言量郑和海图都给烧毁了。继续执行太祖时期的海禁政策。大明的航海技术从此开始没落。
二、大明水军战斗力不行
大明王朝连航海都不重视，更不用说水师了，经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，水师充其量也就剿水匪等，根本不是那些亡命之徒倭寇的对手。在他们的认知中，倭寇来自海上，如果禁海他们倭寇自然进不来了，禁海之策再一次实行。
不过最终还是靠着军队才解决的倭寇，所以说任何时候都不要相信外敌能禁止，或者采取闭关的方法，这些根本就是消极的防御，遇到外地还是要主动出击，将他们给打败，彻底的打怕才是正道。
明朝建立初期，正值日本南北朝内战，混战中失职武士和破产农民，武装起来侵犯明朝东南沿海，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也亡命海上，为了防止残余势力反扑和倭寇侵扰，明朝下令严禁片帆入海——禁海令（寸板片帆禁止入海），其他东南亚国家只能通过朝贡来到明朝，海禁成为明朝的基本国策。洪武十九年强行把舟山三万多人迁到内地，只留下少数平民和守军，舟山群岛基本成为无人之境，双屿港也成了海禁无人岛。
土木堡之变后，明朝开始大规模修建长城，从景泰二年到嘉靖年间，前后修建十八次，东起鸭绿江，西至嘉峪关，绵延一万四千六百多里，防御北方的蒙古骑兵，与此同时东南沿海的海岸线也有一座长城，北起辽宁金州湾，南至广西钦州湾的海岸线构成海防体系，抵御来自东南海上的倭寇。
航海业的发展和西方人的到来，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，地大物博的明朝成为巨大的产品供应者和市场，葡萄牙的商船到了广州，因为没有朝贡关系，被明朝拒绝登陆，葡萄牙商船只好一路北上希望寻找贸易机会，打开中国市场，终于发现了双屿港，和当地商人一拍即合，沿海走私贸易发展起来，双屿港成为由中国走私商人、倭寇和葡萄牙商人，自行开辟的国际贸易港，在抗倭将领的眼里，双屿港也就成了倭寇的大本营。
双屿港的自由贸易，冲击了明朝的禁海令，因此被明朝政府关注。保守派更不愿意双屿港存在自由贸易，国家需要稳定而不是自由发展。嘉靖二十七年夜晚，明朝政府派兵包围双屿港，明军斩杀数百商人，朱纨下令用木石堵住双屿港的南北水道，防止船只入港，双屿港就此被毁。
王直（汪直） 徽州人，海上走私贸易起家，势力扩展到日本，一直想做合法生意，但是由于明朝政府的禁海令，剿灭了双屿港，只好集合残余势力，逃到日本平户，导致国际自由贸易港转移到日本，促进了日本海外贸易迅速发展，各国商船来到日本，最主要的是中国商船，王直因此成为日本和中国海上走私贸易的关键性人物。
王直的崛起引起明朝政府的注意，御史胡宗宪和王直是老乡，因此想招抚王直，最后王直被胡宗宪诱降，被送到杭州后关进大牢，两年后被判处死刑。王直被捕后，武装走私集团失去控制，东南沿海秩序大乱，胡宗宪只好全力围剿。
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，戚继光在台州和倭寇决战，肃清了台州倭寇，倭寇逃到了福建沿海，戚继光不久扫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，但是武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因为当时倭寇主体力量是中国走私势力，具有很强的海外市场，如果单纯依靠军事力量，很难禁止。
随着东南沿海的逐渐平静，明朝政府开始反思自己的海禁政策，嘉靖年间的大倭寇事件，让明朝政府意识到，倭寇和商人都是人，市场通了，倭寇就会转为商人，市场被禁止，商人转为倭寇，因此朝廷必须做出政策调整，于是放宽禁令，在福建开放月港对外开放，允许通商，从此民间贸易获得合法地位，迅速发展起来，海盗卸甲从商，月港成为重要通商港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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