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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警队都有哪些级别?
按照行政级别及公安部门内部设置:特警总队为生、直辖市、自治区公安厅(局)内设机构(副地或正处级);支队为地级市(副省级市)公安机关内设机构(正、副处级);特警大队为县级公安机关内设机构(正科或副处级)、至于中队一般就是县级特警大队中的分支或外派机构了——具体人员编制取决于当地公务员编制——没有统一限制
特警支队政委是什么级别?
特警支队政委行政级别应该是付处级。按特警支队编制是地市级公安局的二级单位。地市级公安局虽也属正处单位。但其主要领导的行政级别要高出半级。
按理特警支队是科级单位。但政委属主要领导干部。行政级别可以高出半级。达到付处级。
战犯在关押期间有死的吗?
我们就说说871名国民党战犯吧。死在改造期间,这种情况当然有,比如恶贯满盈的“大特务”徐远举,比如《特赦1959》中蔡守元的历史原型张淦等,但他们都是病死的。
因为,相关部门对各类战犯定下的基调是一个也不杀,连徐远举,周养浩,康泽等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人也不杀。
蔡守元
871名国民党战犯,被分成了四类:头等战犯、首要战犯、重要战犯和普通战犯
第一类以蒋介石等为代表的头等战犯,原本为80人,后来又加入了在双堆集战场命令部下释放毒气的第12兵团司令黄维,计有81人。
可实际在押的头等战犯,只有杜聿明、王陵基(原四川省府上将主席)、黄维等三人。
第二类为首要战犯,实际在押的为方靖、王耀武、马励武、宋希濂、沈醉、徐远举、周养浩等66人。判定首要战犯的标准为:中将及以上师长、军长、副军长、兵团司令、省府主席、省党部书记长及特务中的重要分子。
但18军少将军长杨伯涛、青年军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等国民党军实力人物,虽然不符合标准也被归入了此类。
特赦1959剧中的周养浩
第三类为重要战犯,以第三兵团司令张淦为代表;其他的为普通战犯。
首要战犯中,在押期间病亡的共有10人
这十人分别是病亡于1962年的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、原陇南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沈鹏,病亡于1963年的原整编26师中将师长马励武;
病亡于1970年的原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米文和,病亡于1971年的原军统局川康区区长廖宗泽,病亡于1972年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、原17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、原48军中将军长莫德宏;
病亡于1973年的原整编72师中将师长杨文瑔,以及病亡于1974年的原44军中将军长王泽浚。
桂系第三兵团司令张淦虽然病亡于1959年,虽然他也达到了中将以上军衔、整编师师长以上军职的标准,可并没被列入首要战犯名单,他只是重要战犯。
特赦1959剧中的杜聿明
在押的头等战犯中,杜聿明、黄维原本一身满是致命的病,却都被治好了
刚进功德林时,杜聿明患有严重的肺结核、肾结核、脊椎结核、胃溃疡等各种严重致命的各种疾病。
黄维的疾病则更多,主要有重度肺结核,副睾结核,颈部淋巴结核,结核性腹膜炎,肋膜炎等,也都是要命的病。
要不是所里斥重资在香港购买抗生素,把他们送进条件良好的医院全力治疗,并为他们提供牛奶、猪肉、鸡蛋等营养性食品,杜聿明很难走出功德林,黄维也很难走出抚顺管理所。
所以杜聿明说,国家既医好了我的心病——思想病,又医好了我的身病——结核症,真是再生之恩德。黄维也说,国家治好了他“垂死的多年重病的恩德,何止是再生父母”。
相信杜黄所说,应该都是肺腑之言。毕竟,浑身重疾的他们,最终都能幸运地活着走出了管理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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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年军统局最年轻的处长沈醉是第二批被特赦的战犯,时间是1960年11月,他后来曾经回去探望仍然被关押的徐远举、周养浩等原“同事”,特地还带了一本小说《红岩》,并且对徐远举说:“这部小说写的很好,很受读者欢迎,希望你能对照小说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,争取早日获得特赦”,后者当时比较乐观:“我们很快就会出去的,你就等着给我们接风吧”,显然,徐远举低估了这部红色小说的威力。
对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关押的各种战犯实行特赦,始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,这一年的9月18日,《人民日报》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央的决定和特赦令: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,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,宣布特赦是适宜的。。。”,比较聪明的徐远举知道第一批轮不到自己,作为保密局“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兼侦防处长”、重庆“11.27大屠杀”的刽子手,他深知自己的罪孽深重。
徐远举是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抓获的,那一天是他35岁的生日,随后押赴西南军区设于重庆郊区四德村的拘留所,再转至白公馆关押,最后才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作为毛人凤的得力干将,他先后主持了破坏“挺进报”、在重庆解放前夕又亲自指挥了对监狱中革命者的大屠杀、以及对重庆各重要设施的爆炸破坏等,杀人如麻,罪行累累。
对这些罪恶徐远举心知肚明,所以刚被捕时情绪非常低落,曾经对同伙说:“别人可以不死,特务不能不死;特务可以不死,我徐远举不能不死”,几次转押期间都怀疑自己要被枪毙,事事怀疑,抵触改造。陈赓将军曾经专程去探望过宋希濂等黄埔校友,但是接见名单里并没有徐远举的名字,他感觉心灰意冷,为此还曾经跟宋希濂大打出手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徐远举渐渐了解了我党的政策,尤其是特赦令宣布以后,改造态度变得积极起来。1959年10月起,主动撰写交代材料,以“血手染红岩”为题目详细回忆了自己所犯的罪行,按照功德林管理干部的看法,徐远举的认罪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。他的材料结语是: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下,我恢复了人性,分清了是非善恶,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,感谢党和政府把我由鬼变成了人。
延至1964年底,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已经特赦了五批战犯,“军统三剑客”里面的沈醉已经出狱,但是特赦名单上仍然没有徐远举和周养浩二人的名字。徐远举虽然没有灰心继续在改造自己,然而小说《红岩》和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掀起了巨大影响,又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期,来功德林提审徐远举深挖材料的单位越来越多,令其压力骤增。
大约从70年代初开始,徐远举的情绪开始波动起来,血压高的毛病也经常复发,而血压一高,他的脾气和嗓门就大,特别容易激动。1973年1月19日,徐远举在曾经缝纫劳动时,因为心不在焉所缝制的10件衣服都不合格,当检验的管理干部要求他返工时,他再次激动起来,大吵大闹表示不服,事情过去以后,徐远举仍然不能平静下来,满脸通红。
徐远举试图冷静下来,就跑去洗漱间用冷水冲头,由于当时正值寒冬腊月,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,血压也骤然升高,第二天早晨起来刷牙时,忽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战犯管理所的医生闻迅赶来救治,诊断的结果是脑血管破裂,于是紧急转送北京复兴医院治疗,但是仍然未能抢救过来,1月22日晚,徐远举死亡,时年59岁。
报告送到总理办公室之后,周公一度很生气:“徐远举还没有60岁,年龄不大嘛,怎么会死”?并责成有关部门调查,结果是徐远举确实死于脑溢血。两年以后的1975年,所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犯全部被特赦,但是徐远举却没有等到那一天,死在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关押期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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