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浙江开化没有好的支柱产业？，马士英以身殉国,为何却被人说是奸臣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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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浙江开化没有好的支柱产业？
马士英以身殉国,为何却被人说是奸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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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浙江开化没有好的支柱产业？

定位不清，产业不明，文旅不融。

一个地区的发展一定是要依托一到两个支柱产业，但开化似乎缺少这样的产业。从客观上讲，开化因为高达80%以上的森林覆盖率和钱塘江水源涵养地，长期以来被限制了工业等能带动GDP的第二产业的发展，导致该县一直处于浙江最落后的几个县之一。目前，开化能发展的方向在农业、旅游业等第一和第三产业上，但这些产业目前相对水平较低，集约化差，更缺少品牌。

马士英以身殉国,为何却被人说是奸臣？

马士英和一帮明末大臣一样，一群老油条，外战外行，内战内行。私心太重，能力有限，没有战略眼光，对局势认识不清，拥立福藩废柴，无法节制江北四镇，间接害死史可法，还让阮大铖上位，和水太凉那群是政敌，被称为奸臣，主要是身在朝堂，也是从政敌攻击角度说。比如何腾蛟也是这类人，只不过没在朝中。还是堵胤锡算个人物。

一说起南明时期的忠贞之士，人们往往就会想到被誉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。而一说起南明的奸臣，那大家的第一印象必然是马士英、阮大铖，或是阮大铖、马士英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答案也很简单，因为史书上都这么说，所以大家也就都这么信了。可是，很多人却并不知道，马士英的结局其实和史可法一样，都是以身殉国而死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史可法殉国成了英雄，马士英却成了奸臣呢？

有人认为史可法坚守扬州，宁死不屈，最终以身殉国，自然是英雄。而马士英拥立昏君，误国误民，理当是奸臣。不过，夜读史书却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以偏概全。

首先，在南明开局的拥立新君问题上，史可法的表现并不比马士英好多少。当时南明最有权势的人物就是史可法和马士英，所以他们两人在“定策”问题上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。马士英因拥立福王朱由崧这个大草包当皇帝而饱受世人唾骂，这也是他在史书上被定义为奸臣的最主要原因。可是按照“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”皇位继承制度，福王本来就是当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，由他承袭皇位是最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可是，南明的东林党和复社成员却因曾得罪过老福王朱常洵，因而害怕小福王朱由崧登基会对自身不利。于是他们利用自身影响力，极力反对拥立福王，改而支持拥立血缘关系更远的潞王朱常淓。史可法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，所以自然成了反对福藩，拥立潞藩的主力。史可法和东林党人提出福王有“七不可立”（贪、淫、酗酒、不孝、虐下、不读书、干预有司），而潞王贤良聪明，所以在非常时期应该采用非常办法，立潞王为君。然而从后来潞王畏敌如虎、主动降清的表现来看，他和福王朱由崧其实是半斤八两，两人都是废物点心，谁也不比谁强。因此，史可法他们所提出的潞王“贤良”之说纯粹是瞎扯。将个人恩怨和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，史可法又能比马士英高明到哪里去？

后来马士英和“江北四镇”几位总兵以武力强行拥护福王朱由崧登基称帝，年号“弘光”，史称弘光皇帝。南明开局的“定策”问题终于得到解决。马士英由于“定策”有功，所以位极人臣，被封为弘光朝的内阁首辅。史可法则明升暗降，被派往江北督师“四镇”官兵。因此，弘光朝的政策制定以马士英为主，而弘光朝偏偏又是个“短命鬼”，仅存续了一年时间就被清军攻灭，所以这又成了马士英被口诛笔伐为奸臣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然而大家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马士英和史可法在政治上虽然成为了对手，但两人在大政方针上的意见却是一致的。“联虏（满清）平寇（李自成）”是南明弘光朝的基本国策，这也是马士英和史可法的共同意见。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项国策非常愚蠢，可以说是一手断送了南明开局的大好形势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马士英和史可法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光让马士英一人背黑锅，显然有失公允。

弘光朝还有个致命问题就是东林党、复社成员不断质疑弘光皇帝的合法地位，并搞出了所谓的“南渡三案”，严重削弱了朝廷内部凝聚力和战斗力。后来清军南下，弘光朝廷被迅速推翻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人心涣散所造成的恶果。事后，东林党、复社成员疯狂指责马士英、阮大铖等人的种种“劣行”，却选择性忽视了自己这一派人给国家造成的掣肘影响有多深。

弘光朝廷灭亡后，南明又相继成立了鲁王政权和唐王政权。此时的马士英几乎成了“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”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投降清廷。根据清朝官方档案证明，马士英曾参加过鲁王政权组织的渡钱塘江攻余杭、富阳以及攻打杭州等战役。1646年六月浙东兵败，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发为僧，不久被清军俘虏，英勇就义。这样的一位人物，就算不能像史可法那样被世人称颂为英雄，但怎么也不至于将其称之为奸臣。

那么，马士英为什么会成为明朝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奸臣呢？这就要提到被称为“清初三大思想家”之一的黄宗羲了。黄宗羲的父亲是“东林七君子”之一黄尊素，黄宗羲本人则是复社中的核心成员。他所身处的阵营决定了他对马士英的判断。

清朝康熙十八年（公元1679年），清廷正式开始纂修《明史》。黄宗羲身为当世大儒受到邀请，黄宗羲曾发誓不侍奉清朝，因此托病不肯出山。但修撰《明史》是他毕生的梦想，所以也不愿意因此放弃机会。于是黄宗羲派自己的弟子万斯同、万言，以及儿子黄百家前往京城，以布衣身份参与修撰。

虽然万斯同在名义上是布衣，但却是《明史》的实际总纂。而万斯同的绝大部分观点又出自于黄宗羲，因此《明史》中将谁定义为忠臣，将谁定义为奸臣，自然就可想而知了。

首先指出，奸臣和爱国是两个概念。

一个人被称为奸臣，关键在于他的种种行为严重危害国家——有没有主观故意是量刑因素，有的话从重惩处，没有则酌情减轻，但不是免责。

因此，当奸臣并不等于他就一定会去勾结外敌——自己制定政策自己捞好处不香吗？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分外敌一杯羹呢？所以说奸臣当然也可以爱国。

举个栗子：杨国忠可以说是公认的奸相了，可他又在安禄山叛乱时屈膝投降吗？至于说所谓勾结吐蕃，两唐书上说得清清楚楚，就是诬陷，只不过皇帝迫于形势不敢追究罢了——

《旧唐书·杨国忠传》：翌日，至马嵬，军士饥而愤怒，龙武将军陈玄礼惧乱，先谓军士曰：“今天下崩离，万乘震荡，岂不由杨国忠割剥氓庶，朝野怨咨，以至此耶？若不诛之以谢天下，何以塞四海之怨愤！”众曰：“念之久矣。事行，身死固所愿也。”会吐蕃和好使在驿门遮国忠诉事，军士呼曰：“杨国忠与蕃人谋叛。”诸军乃围驿擒国忠，斩首以徇。是日，贵妃既缢，韩国、虢国二夫人亦为乱兵所杀。御史大夫魏方进死，左相韦见素伤。良久兵解，陈玄礼等见上谢罪曰：“国忠挠败国经，构兴祸乱，使黎元涂炭，乘舆播越，此而不诛，患难未已。臣等为社稷大计，请矫制之罪。”帝曰：“朕识之不明，任寄失所。近亦觉悟，审其诈佞，意欲到蜀，肆诸市朝。今神明启卿，谐朕夙志，将畴爵赏，何至言焉。”
《新唐书·杨国忠传》：右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谋杀国忠，不克。进次马嵬，将士疲，乏食，玄礼惧乱，召诸将曰：“今天子震荡，社稷不守，使生人肝脑涂地，岂非国忠所致！欲诛之以谢天下，云何？”众曰：“念之久矣，事行身死，固所愿。”会吐蕃使有请于国忠，众大呼曰：“国忠与吐蕃谋反！”卫骑合，国忠突出，或射中其頞，杀之，争啖其肉且尽，枭首以徇。帝惊曰：“国忠遂反耶？”时吐蕃使亦歼矣。

顺便指出，一些所谓奸臣其实是看不清阻力过分坚持自己理想，不能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，而被政治对手抹黑的，马士英算这种情况吗？

马士英究竟为政功过几何呢？远的不说，单看在弘光朝的作为就可以知道，此人是个官场老油条，在政策上并无定见，未能在政治上起到什么好作用。比如明知清军大军压境，还调弘光四镇去跟左良玉打内战，你说他脑袋是被啥踢了呢？

这种只看重自家权位的庸人称他奸佞算冤枉吗？